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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疾病和綜合征在男性和女性中表現不同。雖然女性占自身免疫性疾病病例的近80%，但男性受癌症影響最大(Ortana et al. 2016;Cook et al. 2009)。這種性別差異影響重症監護室(ICU)的患者。事實上，男性占ICU患者的60% (Samuelsson et al. 2015)。造成這種不平等分布的機製是基於性別作為一個由染色體、激素和免疫差異決定的生物實體，以及性別作為一個社會結構，從而導致了共病和獲得醫療保健方麵的差異。
特定疾病的發病率和嚴重程度可能因患者的性別而異，正如最近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觀察到的那樣，男性比女性患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 (SARS-CoV-2)肺炎的人數更多(Lakbar et al. 2020)。因此，承認性別二態性可以被視為ICU患者個性化管理的第一步(Lakbar和Leone 2021)。在這裏，我們簡要概述了目前關於這一主題的文獻，以討論ICU入院患者的性別差異。
定義
1955年，備受爭議的性學家約翰·莫尼第一個使用“性別”一詞來描述人類的特征和行為。這一學期開辟了科學研究的新領域。在最近的文獻中，性別是指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一組形態差異，包括主要和第二性征，解剖學，生物學和遺傳特異性。
流行病學
傳染病和敗血症
據報道，感染性疾病中存在性別二態性(Gay等，2021年)，這是重症監護室中最常見的疾病之一。男性主要感染敗血症和感染性休克。
一項收集全球數據的24小時點流行率研究顯示，在15202名患者中，54%懷疑或已知感染(Vincent et al. 2020)。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發生感染，平均年相對風險(RR)為1.28(置信區間95%，(CI95) [1.24-1.32]) (Martin et al. 2003)。據報道，炎症介質的釋放存在性別差異。在脂多糖(LPS)作用下，男性外周血單個核細胞產生更多的腫瘤壞死因子(TNF) (Asai等，2001年)，在敗血症患者中，男性血清TNF濃度高於女性，白細胞介素(IL)-10濃度低於女性(Schröder等，1998年)。男性來源的細胞對LPS的高反應性被認為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感染敗血症的潛在機製。在伯氏Coxiella burnetii感染的實驗模型中，我們的小組顯示，隻有14%的調控基因是性別無關的，其餘86%的基因在男性和女性中存在差異表達，這表明性別和宿主對感染的反應之間存在相互作用(Textoris et al. 2010)。
在過去十年中，大規模研究報告了男性敗血症發病率高於女性。導致敗血症的病原體在男性和女性中是不同的。由於菌血症金黃色葡萄球菌而且假單胞菌綠膿杆菌男性比女性更頻繁(Benfield et al. 2007;al - hasan et al. 2008)。相反，60%的大腸杆菌菌血症發生於女性(Laupland et al. 2008)。
在敗血症中，男性和女性的感染源不同。36%的男性病例和29%的女性病例被確定為呼吸道感染源(p<0.01)，而泌尿生殖道感染在女性中占主導地位(35%對27%，p<0.01) (Laupland et al. 2008)。解剖學上的差異部分解釋了這些發現。
非傳染性疾病和綜合症
創傷性腦損傷(TBI)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在75歲前的美國普通成年人群中，男性患外傷性腦損傷的相對風險高於女性(Faul and Coronado 2015)。急性腎損傷(AKI)在ICU有不同的患病率。在觀察性研究中，性別直接影響ICU患者發生AKI的風險。男性的風險明顯高於女性(OR 1.23;95% CI [1.11-1.36]) (Neugarten and Golestaneh 2018)。在25998例患者中(58%為男性)，男性腎替代療法的使用率明顯高於女性(OR, 1.28;95% CI [1.16-1.42] (Valentin et al. 2003)。總而言之，女性的荷爾蒙狀態可能會預防AKI。在法國一項全國性隊列研究中，男性占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患者的67.7% (Papazian et al. 2021)。
令人驚訝的是，雖然這些疾病或綜合征的發病率是性別依賴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兩性之間的死亡率沒有差異。FROG-ICU研究對法國和比利時19家醫院的2087名患者進行了研究，其中包括726名女性和1261名男性(Hollinger et al. 2019)。男性和女性ICU患者入院後一年的死亡率相似(34.9% vs. 37.9%， p=0.18)。ICU死亡率和28天死亡率也有相同的結果。這一發現在ARDS等特定綜合征中未得到證實，據報道男性90天死亡率增加(OR 1.104 95% CI [1.014-1.200]) (Papazian et al. 2021)。除了生物學數據可以解釋嚴重疾病發病率的性別差異之外，社會行為是這些差異的基石（圖1）.
性別行為
社會行為的差異，表現為性別效應，可能會幹擾性，以突出麵臨嚴重疾病的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異。例如，男性和女性之間吸煙流行率的差異可以解釋男性與煙草相關的呼吸道疾病和感染的風險高於女性(Garrett等，2011年)。
生活方式受性別影響。在761名青少年中，年輕女孩在體育鍛煉和身心健康方麵表現較差，但蔬菜消費量較高，對教育環境的滿意度較高(Boraita等人，2020年)。這種陳規定型觀念可能影響行為，影響對感染的易感性。
在獲得醫療保健方麵，性別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認為得不到滿足的保健服務在婦女中的普遍程度高於男子。2019年，發起了#LancetWomen運動，以促進全球性別平等，並強調科學、醫學和全球衛生領域男女之間的不平等(Shannon et al. 2019)。對於呼吸衰竭患者，一項研究表明，男性接受機械通氣的可能性更高(Schultz和Karagiannidis 2019)。還觀察到呼吸機參數設置方麵的不平等:女性甚至是接受不適當和不安全的通風設置的風險因素(Swart等人，2021年)。作者強調了開展“拯救重症監護室女性生命”運動的必要性。
另一個擔憂與隨機對照試驗的設計有關。出於安全考慮，他們通常把育齡婦女排除在外。因此，大多數藥物基本上都是在男性身上進行測試，並同時給予男性和女性。在伴有心動過速的膿毒症患者中，最近的一項薈萃分析顯示，β -受體阻滯劑的使用與良好的預後相關(Hasegawa et al. 2021)。然而，在敗血症的實驗小鼠模型中，我們的小組顯示了β受體的性別二態性，這表明β受體阻滯劑可能對膿毒症男性有益，對膿毒症女性有害(Mathieu et al. 2018;Tran等人。2019)。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們的研究標準，以在男性和女性中測試藥物。
結論
性別似乎是一個主要的決定因素，在病人發展到嚴重疾病的軌跡。生物和社會因素都在這一軌跡中發揮作用。一般來說，男性似乎與發展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這主要是由於不適當的免疫反應。然而，幹預措施的數量和效果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分布不均，與結果相互作用。將性別作為一個關鍵變量應該被認為是ICU個體化醫療的第一步。
利益衝突
ML曾擔任MSD, Aspen的講師和Amomed, Gilead的顧問。AL和IL之間沒有任何利益衝突。
